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率先實現科學技術跨越發展,率先建成國家創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率先建設國際一流科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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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揚宗:從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透視原始創新

2020-03-18 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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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創新,是“從0到1”的突破,常常意味著漫長而艱難的探索,過程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結果也是難以預料的。因此,人們更熱衷于“1到N”的技術應用和提升,用技術集成回避關鍵技術問題的研發,有時候更是回避那些“卡脖子”技術背后的科學問題,不敢“碰硬”。但實際上,科技發展沒有“從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

  近日,科技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委等5部門聯合制定《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中國科學報》特別推出“尋找‘從0到1’的密鑰——關于原始創新的啟示”系列報道,通過剖析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創新案例,試圖找出原始創新背后的邏輯,分析目前我國原始創新所面臨的各方阻力,以期獲得啟示和思考。

  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從民國初年起步,至今不過一百余年。20世紀上半葉,由于內憂外患,科學事業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科學事業得到黨和政府的空前重視而迅速發展,重大成果不斷涌現。

  1956年,國家首次頒發科學獎金,當時的評選范圍為新中國建立以來取得的科學成果,獲得一等獎的三項成果至今被公認為具有國際一流水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科學的快速發展也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注意,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聯合美國化學會等專業學會,在美國科學促進會1960年年會期間舉辦了一次新中國科學研討會。與會專家認為,中國科學的快速進步非常值得重視。事實上,隨著上世紀60年代中期“兩彈一星”、胰島素合成等重大成果相繼完成,與20世紀上半期相比,中國科學可以說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遺憾的是,十年動亂打亂了中國科學前進的步伐。而國家科學獎的評選則早在第一次評選后就中止了。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過撥亂反正,中國科學事業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國家重建了科技獎勵制度,追認1956年第一屆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為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于1982年評選出第二屆國家自然科學獎,其中一等獎包括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研究、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工作、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等9項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重大成果。1987年第三屆一等獎成果達到了空前的11項。然而此后每兩年一度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出現了多次空缺,包括1991、1995年空缺,1999~2001年連續三屆空缺(1999年后改為每年評選一次),以及2004、2005、2007、2008、2010~2012年空缺。

  一般而言,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成果具有較高的原創性。1993年的獎勵條例實施細則稱:“在科學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并能推動本學科或者相關學科的發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或者對經濟建設有重大的影響,學術上為國際首創或者領先的研究成果,可評為一等獎。”這個標準就是要求較高的原創性。事實上,一等獎成果中不乏經過歷史檢驗的、國際公認的重大成就。如首屆華羅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復變數函數論”,被丘成桐教授稱為中國現代數學家能夠超越西方或與之并駕齊驅的三項成果之一,丘成桐認為華羅庚這一成果比西方至少早了10年;鄒承魯的胰島素分子A鏈和B鏈的拆合以及“蛋白質功能基團的修飾及其生物活性之間的定量關系”等工作,也贏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因此,我們不妨拿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獎成果來檢視我國科學原始創新能力。

  十幾年前,由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連續多屆空缺,曾引起科學界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大家認為,原始創新在于積累,一般新中國成立20年左右就會出現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其實從歷史看,我國的原創成果出現得比較早,遺憾的是被政治運動打斷了。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吸取了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加重視科學技術,可是為什么到了上世紀末我國原始創新出現了低落的局面?除了十年動亂造成的人才斷層的影響之外,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科技體制改革一度也產生了偏差,如本來就不高的科研經費進一步削減,造成了新的人才流失和學科發展波折,許多領域的學術積累再度深受影響,教訓十分深刻。

  隨著1995年科教興國戰略的確立和1998年以來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發展,這一局面迅速扭轉。20多年來,國家的科技投入穩步增長,科技條件建設徹底改觀,優秀科學家的待遇大幅提高,重大科技產出的數量大幅增長,質量也穩步提升。我國科技人員的國際論文數量和被引用數都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高被引論文占世界份額已居世界第3位。但從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獲獎情況看,雖然自2013年來不再空缺,但數量并不多,個別獲獎成果還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而不少關鍵領域的“卡脖子”問題很突出,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已成為制約中國科學發展的攔路虎。

  21世紀初,由于一等獎連續空缺而引發原始創新問題討論之后,國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專項,一些重要科教單位也部署了許多重大科研項目,都試圖通過增加重點投入來引導產出重大成果。確實,其中一些重大項目也產出了若干獲得包括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在內的國內國際重要獎項的成果,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始創新不足的現實。這種模式還可能存在過于重視硬件條件,而忽視了體制機制層面深化改革的問題。投入的增加,在成果的產出數量上可以立竿見影,但原始創新的根本重在發揮優秀科學家的個人作用,追求卓越。

  從歷史來看,我國重大科技成果以國家任務為導向的產出比例較高,而自由研究成果占比較少。恰恰是某些任務導向性的重要成果往往在原創性上存在爭議。從世界科技史上來看,絕大多數重要的原始創新并不是規劃得來的。科學家的創造性不但需要國家民族使命感的激發,還依賴于他們對于科學的熱愛和自主探索,這就需要科學共同體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我國在科學共同體的建設和科教機構的治理制度方面還有不少問題有待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通過對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成果的一些典型案例剖析,相信會啟發人們對我國原始創新有關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促進深化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從而充分釋放創新活力,大幅提升中國科學的原始創新能力。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打印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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